“魏则西事件”背后：扭曲的医疗服务市场化

编者按 一位年轻逝者感慨“人性之恶”，引出公众对百度、莆田系积怨，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举报者则称存在行贿等违法行为。但个案之外，我国医疗体系中普遍存在的“莆田土壤”该如何对待?“福利化”“市场化”之间的思考，我们似乎早已作出选择，但旧疾缠绕之下，改革的步伐被滞缓，“人性之恶”依旧在一次次上演着。

礼金、任务、分成——21岁的大学生魏则西，离世前并未看到这些“内部资料”——至少一年前，陈元发将这些“文件”的照片上传微博，并一再督促陈新贤、陈新喜兄弟兑现1000多万“分红”。

5月初，魏则西生前用治病经历回答“人性之恶”的文章，风传网络，莆田系中的陈新贤、陈新喜兄弟及柯莱逊公司，与百度一起，被舆论围定。而陈元发微博上的“内部资料”，是目前网上所有“莆田系行贿”指控的来源。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他自称曾为陈氏兄弟工作多年，为其“开拓16家部队医院”，年分红千万元。

随着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具体追责将有结果，舆论亦在此时将焦点转向医疗的市场化问题上——过去30多年来，以民营医院为代表的“市场化部分”，经历了快速发展。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底，民营医院占比51%，多元办医格局初步形成。

然而，“魏则西事件”也给正处于决胜期的医改一次“拷问”：医改中社会办医部分如何完善改革路径?

在专家看来，事件反映了在权力之下高度管制的医疗市场化是扭曲的，卫生主管部门对医疗服务应加强监管。

扭曲的“市场化”

我国医疗领域的社会资本办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莆田系”办医也基本发端于这个时期，2000年后大规模发展。此后，随着老百姓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供需矛盾紧张，2009年新医改以来，国家提出鼓励与支持社会资本办医，以推动形成多元办医，为群众提供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中央非常重视社会办医。2009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等多个有实质推动意义的文件，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拓宽投融资渠道，在医保、职称评定、非营利性医院的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与公立医院同等政策。

社会资本加快进入医疗领域，使得办医主体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我国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的比重超过51%。据了解，2012年这一数字为39.60%。此外，2015年底，民营医院的门诊量已占到全国门诊总量的22%，多元办医格局初步形成。

而民营医院增加的同时，公立医院数量在逐渐减少。有数据显示，2015年5月，公立医院同比减少64个，民营医院同比增加1487个。

这其中，“莆田系”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群体。他们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游医起家，到转向公立医院承包科室，再到自办医院，甚至三甲医院，莆田系逐步掌控了全国绝大部分民营医疗市场。

来自“莆田系”自己的数据显示，2014年，莆田系民营医院超过6万人，拥有遍布全国的8600多家民营医院、总投资3400亿元、年营业额2600亿元。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底，全国民营医院有12546家。据此计算，2014年“莆田系”占全国民营医院比重约68.5%。

但民营医院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2013年10月，国家卫计委一份“关于推进社会资本办医的调研报告”直言，称社会办医存在规划定位不清、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人才缺乏、公信力不强等诸多问题。

此外，民营医院服务能力的提升并未如其数量增长一样快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俊生告诉记者，2008年以来，民营医院床位数占比虽然有所增加，但2014年仍仅占16.84%。同时，受制于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准入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民营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远远低于公立医院，2014年二者相差近30个百分点。

“行政体制管制与垄断使得市场准入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形成多元化、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造成公立医院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朱俊生表示，应该坚持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方向，核心是政府部门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约束权力，完善法治。整个医改也应该秉持市场化的取向。

朱俊生认为，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和垄断过多，使得部分资本不得不通过承包公立医院科室等方式变相进入市场，绕道办医。“在权力之下高度管制的医疗服务市场化是扭曲的。”朱俊生说。

医疗市场化的方向与路径问题，近两日的讨论持续升温。5月5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指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渠道应该畅通，社会办医应该鼓励。毕竟，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社会办医都是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回到“前改革状态”，也不能因之而质疑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只是因噎废食，不可取。

事实上，从数据层面看，我国医疗服务的供求矛盾还比较突出。一方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迅速增加。 2014年名义卫生总费用是1978年的321倍，剔除同期物价指数增长5.98倍的因素，卫生总费用增长53.7倍。同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也提高很快，从1978年的3.02%左右提高到2014年的5.6%。这意味着医疗服务的需求在不断释放和快速增加。

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供给及其资源动员能力低下。1978年到2014年，医疗服务机构的床位数增长3.23倍，如果剔除同期人口增长42%的因素，床位数仅增长2.3倍。卫生技术人员也是如此，1978年到2014年仅增长3.08倍，剔除人口增长因素，实际仅增长2.17倍。

这意味着，医疗资源的供给还有很大缺口和发展空间。其中，社会资本办医在未来将发挥更多作用。而总体看，前述民营医院发展的数据说明，民营医院在市场化竞争中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医疗资源蛋糕，缓解了整体不足的状况。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放宽举办主体要求，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逐步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放宽服务领域要求，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长期研究医改的专家周子君认为，新医改以来，政府通过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放开医生多点执业等政策，实际上让社会资本办医的空间增大了。“社会办医总体理念是好的，只有个别资本是逐利的”。

但“魏则西事件”，将社会资本办医的逐利行为放大，甚至让民营医院整体被笼罩上了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