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常岐：创新不局限于科技创新

作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系教授，武常岐曾经教过的学生中，不少是企业家，也曾经历过创业和创新。他对中国工业中的企业集团、乡镇企业的出口竞争能力、中外合资企业合同的结构，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战略，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课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

近来，在一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呼声下，他也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

《中国经营报》：所有人都在提创新，但是也同时诟病，在中国缺乏创新，尤其很多商业模式都是效仿美国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武常岐：发现或者发明一个新的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所谓创新，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国有些模仿，其实可以称作模仿式创新，算是后发先至。但是从整个世界来说，创新也有一个链条，有些人算是原始创新，但是更多的东西，是靠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去更新和完善。而且，严格来说，你很难去真正界定谁是原始创新者。当然，我们可以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严格界定出创新和抄袭的界限，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

所谓创新的定义，其中要特别强调“有益于社会”。不是所有新的发明，都能对社会产生效益，或者能提高社会效率。所以，认定创新这个事情，还是要看，谁最终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效益。

《中国经营报》：现在似乎创新的舆论氛围是有了，但是真正的创新环境具备了吗?比如在BAT已经三分天下之后，小公司是否还有生存空间?

武常岐：过去分析产业都是用比较机械的方法，而现在更讲究分析企业的生态环境，我们可以套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研究企业。在整个商业环境下，适者生存，商业链同样都是“大吃小”。但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去思考，就能理解这种状态是一种常态。

大公司有强大的实力，组织架构完整严格，资金充足。但是并不一定能提供创新的最好空间。正是因为大公司组织严格，很多创新项目实践起来，尤其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可能无法适应那些严格的规定。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大公司的做法，甚至是把组织内的人员请出去，并投资让他自己创业。等到他成立小公司并创业成功后，再收购回来，这就是所谓的生态。

《中国经营报》：那么除了商业本身的竞争环境，外部还应该提供哪些环境更有利于创新?

武常岐：其实国内的整体环境还不完善，比如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及契约精神等。其中制度环境制约很大，与其说要创造怎样的环境，不如说政府尽量什么都别做，也就是尽量别管。

以科技为例。每年我们国家财政都会大量拨款，支持科学家的研发项目。但是研发成功后却无法商业化。因为研究成果属于国家的，商业开发很容易陷入国有资产流失的官司中。去年，政府提议拟定“科技成果转化法”，即未来会将款项拨给大学，再由大学分配给科研项目。科研项目如果商业化，大学根据情况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以规避上述的法律问题。但很可惜，一年多后的今天，这个法案依然没有出台。

《中国经营报》：所谓“万众创新”，如果所有人都去创新，进而不断的试错，会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武常岐：创新不一定就是创业。创新存在于各个方面，比如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甚至旧技术新用。以富士胶卷为例，当初研发出防止胶片变黄的抗氧化技术，在胶片时代过去后，便思考将这种抗氧化技术用在护肤品上，这也是一种创新。

其实，关于社会资源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经济变化有没有最佳的速度的问题。企业对于产品更新迭代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因为竞争会使他们陷入“囚徒困境”。而经济学家需要思考，产品更新速度的合理性，进而通过政府实现加速或刹车。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进行调配，建立协同资源。但是现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调节就变得复杂，可能需要通过行业自行进行。

从另一个层面说，创新和创业到底是应该大众还是小众，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一个教授和一万个从大学辍学的人相比，哪一部分创业对资源的浪费更大?教授的成功率高，但是一万个人里出一个创业成功的人，概率也很大。那么哪一种对资源的配置最有力?现在的成功学常常用比尔·盖茨来例证不上大学依然可以获得巨大成功，但这只是个例。经济学家需要透过一系列的指标去评估创业的效果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