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难点是我们的思想还没通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转型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几十年专注前沿经济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魏杰认为当前是中国社会经历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十年，也是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一种制度，要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以求“因时而变，常在常新”。

邓小平的思想要为现实指路 为现实服务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各界都在纪念邓小平之于现代中国的贡献，你如何看待邓小平思想的现实意义？

魏杰：我认为邓小平思想中有很多精髓现在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系列谈话中曾经多次强调：我们所谓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他讲到人民的最高利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三个问题的关系，其中重要一条是他认为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对此，我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利益代表最高利益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最高利益的手段，所以在百废待兴时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的老百姓依然贫穷的话，这种社会制度就可以不要了。

因此，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让人民获得最高的利益，即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不要抛开人民的最高利益而笼统地把所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目标，邓小平的这个哲学思想非常重要。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是以这个原则来看待问题的，我们是离开人民最高利益把所谓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作为最高目标，而这些原则是否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却无人过问。这种倾向是不把人民最高利益作为目标，而是把某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作为目标。这个事能不能干？体制能不能改？实际上这取决于是不是符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我觉得如果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的话，就可以干，可以改。

在现实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似乎就不能改变。但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的最高利益，要它干嘛？现在国企高管的薪酬很高，亏损央企的高管照样拿高薪，这是不是能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首先受损的却是企业的底层员工，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改革？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强调要永远保持国企的统治地位呢？能不能考虑要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历史上看，中国的革命胜利恰恰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成功的。

因此，我认为，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突破了人民利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个问题中僵化的一些束缚。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这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从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就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选择，时代在变化，世界在发展，我们就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没有什么是不能变的。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潮流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很多途径，我们要推动这种变化。邓小平曾经讲过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因而要与时俱进。

邓小平带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改革就是决断。讲理论是学者的事情，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有决断力，要有执行力。而我们现在很多改革缺乏推动力也是因为政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迟迟难以启动；混合经济改革一直推不动，现在拿出来的方案也缺乏操作性；明明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面还加上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好像很全面，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般讲财权事权要对称，俗称拿钱办事，现在说事权和支付责任权对称，这就会出现想办事的没钱，谁买单却不办事的情况；又比如税制改革，到底是减还是降，简单明了就可以了，现在弄得很复杂，营改增的改革其实涉及减除的税收很少，甚至一些行业还增加了税负。以上种种情况都是政府在关键政策上缺乏决断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历史性转轨的时候，邓小平带给我们的这三条启示是很重要的，纪念邓小平的意义在于拿他的思想为现实指路，为现实服务，而不仅仅单纯是纪念。

中国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期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为何做出这种判断？

魏杰：现在中国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起决定性作用，1992年之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就成了政府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贪腐，现在转向了要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在我看来就是历史性转折。

《中国经营报》：在历史的转折期，继续改革是唯一的路径，当前中国改革的难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