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进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正在颠覆劳动力市场，加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收入分配正面临着新老问题的双重挑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在关注老问题的同时，还需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的潜在冲击。”3月28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1年第一季度）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表示。

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不过，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低收入群体比例较大，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会起到直接的作用。

赵忠建议，应从三方面发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抓住农民工群体；保持收入稳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收入水平。此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需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冲击。

减弱贫富差异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近半数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但中等收入群体存在显著的地域、城乡差异。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统计数据来看，最低20％的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最高20％的高收入户的10％，并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我国提出了要共同富裕的要求，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表示。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建议，应抓好应对疫情过程中的收入分配调节问题，对低收入工作岗位的流失情况予以关注，比如，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消费券，既显示其公平，也降低了发放成本。

同时，在内循环和扩大内需方面要尽量考虑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再分配领域中要聚焦公共政策方面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更规范地减免个人所得税等。

值得注意的是，要保持居民收入稳定，就需要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目前，我国的社会安全网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最低收入保障水平在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极大；医疗、尤其是大病医疗保险的渗透率问题保障不完善。这都应该查缺补漏。

“在公共政策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创收创富，另一方面还要严格房地产交易中的相关税种征收。在社会安全网建构中，要综合考虑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当前教育的不均等化给未来收入分配调整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养老、医疗方面也迫切需要改革。”毛振华建议。

实现共同富裕

赵忠建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从保存量、扩增量同时入手。

扩增量方面，抓住农民工群体是关键。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倍，因此，应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工尽快完成市民化，使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增加农民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此外，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赵忠认为，一个重要渠道是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论是在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还是更广泛地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主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纯收入均高于一般水平。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技术变革可能带来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国家要制定适应技术革新时代的人力资本战略，为中等收入群体稳固收入和顺利转变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保障。”赵忠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老龄人口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国社保体制以基本社保为主，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发展并不充分，导致养老金替代率难以达到较高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在退休后有可能会滑入低收入群体。

“乐观情况下，未来15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能够保持在6.5％的水平上，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可以达到45％。”李实表示。

设计“中国方案”

在毛振华看来，2020年新冠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然而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富豪的收入是增加的，穷人的收入是减少的，这是因为在各国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使得拥有资产的人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也注意到，目前全球收入均有不平等问题。从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再次加剧。中间阶层的空洞和中产阶级的消失可能是这一轮收入分配变化中的重要特征。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挤压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财富两极分化开始全面抬头。

19世纪末期提出的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的思想到目前已经越来越模糊，很难精准化。财富的基尼系数目前也已经很高，其中美国最高，已经达到了85.9％。财富不公平问题比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值得注意，0.1％与1％区域差别非常大，资产阶级出现明显的两级化。

当前，国际间工资差异出现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创新型国家，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为不平衡的来源之一，比如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越来越难。同时，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对于不平等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要思考各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前瞻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争取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来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针对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理出新思路，未来十五年应当借鉴过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规律、新理论思考、新实践举措，从而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刘元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