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多家公司陆续披露2019年业绩预告，影视行业再次降至“冰点”。

经时代周报记者统计，在已披露业绩预告的23家上市公司中，有14家净利润预计出现亏损，13家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其中，商誉减值成为多家公司预告亏损的主要原因。

这是继2018年后，影视板块再度出现大面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引起了监管部门高度关注。深交所向华谊兄弟（300027.SZ）、万达电影（002739． SZ）等公司发出关注函，要求说明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

“2014年开始，国内上市公司掀起了高溢价并购热潮，高溢价并购必然带来高商誉。2015年，文化传媒板块因并购产生的商誉规模就高达1042.46亿元。近两年行业下行，当年收购的公司难以完成业绩承诺，影视传媒板块成为商誉爆雷的重灾区。”3月7日，资深注册会计师、知名财税审专家刘志耕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因此，近年来，不少影视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财务洗澡”，一次性释放资产负债表风险，以换取下一个财年亮眼的财报数字。

3月4日，时代周报记者向万达电影、北京文化（000802.SZ）、华谊兄弟等公司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在行业下行的背景下，已有部分企业寻求转型。

3月6日，华策影视（300133.SZ）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影视行业具有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头部公司来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分散风险意识越来越强，公司近年往新兴业务上投入了较多资源。

高溢价并购“后遗症”

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642.66亿元，观影人数达到17.27亿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但火热背后，前些年并购热潮带来的“后遗症”迸发，上市公司的业绩却跌入谷底。

继2018年后，华谊兄弟二度陷入亏损危机，2019年预亏39亿元，同比降262.56%。万达电影全年预计亏损47.2亿元，同比降324.5%。

《流浪地球》《战狼2》出品方北京文化业绩也不理想，净利润预亏24.5亿元，同比降幅超850%。

实现盈利最多的是光线传媒（300251.SZ），净利润预计9.53亿元，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跌逾30%。

wind数据显示，从2015年年末至2019年年底，影视传媒股整体市值从2.4万亿元缩水到了1.2万亿元，多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比2015年巅峰时期缩水50%甚至是80%。

多家影视公司预告巨亏的背后，是高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爆雷。

万达电影、华谊兄弟、长城影视（002071.SZ）、北京文化、华策影视等公司均提及计提商誉减值的准备，且数额巨大。其中，2019年万达电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及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约59亿元。

据wind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影视传媒板块31家公司商誉总规模为327.4亿元，对比2018年三季度423.62亿元规模有所下降。

刘志耕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之所以会出现高额商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上市公司对业绩承诺和并购对赌的溢价不够谨慎，过于乐观甚至过于激进冒险。

他表示，影视行业又是轻资产行业，容易过度依赖个别明星、导演，以及可遇不可求的“爆款”影片，这使得影视行业成为商誉“爆雷”的重灾区。

商誉偏高的影视公司，近年来都热衷于依靠并购扩张。

以华谊兄弟为例，从2013年到2015年整个创业板的并购浪潮之中，华谊兄弟先后以业绩对赌方式，高溢价收购了浙江常升70%股权、银汉科技50.88%股权、东阳浩瀚70%股权、东阳美拉70%股权。

四起并购合计耗资27.3亿元，商誉总计超过25亿元。

中泰证券研报认为，随着超过50家被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到期，2018-2019年是影视公司商誉减值高发期。

随着监管趋严和热钱散去，行业并购热潮渐渐减退。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影视行业并购案从2013年开始飙升，在2016年达到顶峰，突破了252起，并购金额接近1000亿元。

但2019年行业并购数量减少至97起，同比下降67%，金额为212亿元。

“从会计角度而言，我认为企业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在30%以内比较合适。一旦出现商誉减值，风险可控，不会给企业和股民造成很大影响。”刘志耕表示。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商誉规模排前列的万达电影134.52亿元，占净资产比例41.87%；长城影视、奥飞娱乐（002292.SZ）、文投控股（600715.SH）、大晟文化（600892.SH）该比例均超过30%。

与去年同期有8家公司商誉占净资产比例超过50%相比，已有所下降。

多家公司获国资“救场”

“寒冬”成为影视行业的标签，机构投资者普遍也对行业持观望态度。

不少影视上市公司选择引入国资纾困。今年2月11日，北京文化发布公告称，第一大股东华力控股拟将其15.16%全部股权转让给北京市文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而北京文科投资背后公司的大股东正是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早在2018年7月，当代东方（000673． SZ）“易主”山东高速集团全资子公司山高投资，就打响了国资入主影视民企的第一枪。

2019年2月，江西省出版集团旗下的华章投资成为慈文传媒（002343． SZ）实控人，慈文传媒由民营公司变为国资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

时代周报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已有8家民营影视公司获得国资入股。

3月5日，经济学者宋清辉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国资入股一方面解决了民营影视公司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政府资源来拓展影视公司业务。

同日，某券商公司首席传媒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逻辑上看，国有资本和民营影视公司借助各自的优势，达成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好事。但未来战略方向能否一致、能产生多大的“化学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有多大帮助，仍有待观察。

事实上，并不是抱上国资“大腿”就意味着高枕无忧。

2018年10月，长城影视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宣布，与青岛全球财富中心达成战略合作，但在细节洽谈阶段，双方因对协议核心条款的履行产生分歧而闹上法庭，10亿元注资最终未果，不欢而散。

华策影视创始人赵依芳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资投资确实可能有政策性的意义在里面，但长远来看，国企也是资本，资本还是会对发展有要求，所以我们也不刻意去明确是什么样的投资。”

除了引入国资驰援，越来越多影视公司开始探索多元化经营模式。

“华策在手游和直播业务方面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股价反弹力度，股价在今年2月初逆势上涨，创下近一年的新高。”前文所述的华策影视管理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刘志耕则表示，无论是商誉减值，还是寻找国资“输血”，都只能解燃眉之急。影视行业仍处于加速洗牌阶段，抱着投机取巧的心态难以持久，唯有扎扎实实的经营功底和盈利实力才能支撑业绩和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