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基于化石能源利用方式的工业文明，现有的能源环境政策都是基于工业化的现状和发展的需要。爱因斯坦说：你不可能用产生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是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因此要改变现状必须要以新的文明理念为指导，建构新的物质基础。十八大正式提出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人类发展的新的文明理念，也是将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理念。但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能源环境政策尚处空白。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理念，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去实施和落实。如何培育具有生态文明特征的新产业应该成为环境能源政策的核心。

与我国先进的创新理念相比，能源环境方面的政策相对落后，问题和矛盾突出。兹将相关看法和建议论述如下：

1、对清洁能源的概念和定义与国际不接轨。国务院文件——国发【2013】37号文，《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中，第四条，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十三）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利用。加大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煤层气供应的提法，显然把天然气、煤制气都作为清洁能源。国际上对于清洁能源的概念很清楚，是否清洁能源是以使用该种能源是否对环境产生净碳排放为依据，因此，清洁能源的内涵只有可再生能源，我国最新版辞海1833页关于“清洁能源”的解释：在人类利用过程中基本不产生污染的能源。有风能、水利能、地热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潮汐能等。37号文第一条第一款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中提出，在供热供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地区，改用电、新能源或洁净煤，这一提法与《可再生能源法》第四条（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和第十六条（国家鼓励清洁、高效地开发利用生物质燃料，鼓励发展能源作物。利用生物质资源生产的燃气和热力，符合城市燃气管网、热力管网的入网技术标准的，经营燃气管网、热力管网的企业应当接收其入网。国家鼓励生产和利用生物液体燃料。石油销售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生物液体燃料纳入其燃料销售体系）表述不吻合。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依据37号文的精神，包括生物质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实际上失去了与天然气和以煤为燃料的集中供热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地位。建议能源和环保部门对相关概念统一解释，避免误导，并加强宣传，形成全社会共识。

2、产业发展方式穿新鞋走老路，以化石能源能源发展理念发展新能源。在缺乏明确市场拉动的背景下，政策层面片面求大求快，导致揠苗助长，反而伤害了新能源产业，比如风能、太阳能的产能过剩。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特别是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的成长，不同于传统化石能源的规模经济，而是要强调合理经济规模。并要强调市场导向，建议按照产业的发展规律来培育产业，特别重视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开拓，在供热、发电、交通燃料三个能源终端市场中，找出适应我国能源市场需求的新能源产业重点扶持。

3、管理手段方面条块分割管理。同样的大气环境问题，碳减排由发改委负责，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由环保部负责，造成监管和政策脱节，环保部制定的政策由于不考虑碳减排，而只针对一般大气污染物，因而在替代方案上并未优先考虑可实现低碳的可再生能源，这样，在解决环境能源政策层面无法形成合力。建议对环境问题的管理统一口径，对现有的监管手段和设施统一调度，尽快形成政策合力，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绿色发展。

4、发展低碳环保的新能源产业是目前各国在能源环境政策领域的核心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通常有两种主要政策措施：一是补贴产业使其成本降低，从而直接具有市场竞争力；二是对化石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提高其成本，降低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间接达到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目的。前者属于行政手段，后者属于更市场化的税收杠杆，通常在产业发展初期主要使用前者，产业发展成熟期主要使用后者。我国产业政策偏重行政手段，而税收杠杆的运用稍显滞后。在煤炭、石油价格大幅下行背景下，正适合推进碳税收缴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加强此项工作，促进能源更迭。

短论：

能源与环境

能源与环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能源是因环境是果。而能源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依赖，因此也是财富产生的重要依托。人们为了持续创造财富，就必须依赖能源的持续消耗。经过近300年的工业革命，相对而言，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不考虑政策影响的前提下，化石能源是目前最有效率的能源品种，但化石能源的使用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使得各国从保护环境出发，接连实施严厉的能源环境政策。

主流能源环境政策的假设前提是先污染后治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必然造成环境污染，而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会逐渐得到改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因此而创立了倒U曲线理论，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带来环境污染程度的实质性变化。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但环境的改善是如何实现的？

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也就是说，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促成了前者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仅仅是在空间上平移了，这也正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为何环境如此不堪的原因所在。中国由于人口多，体量大，无法走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转移污染的老路，而必须寻找新的经济与环境共赢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