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了2017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2017年全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比重首次超过了一孩。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个和0.32个千分点。

二孩来得这么快，年轻或不年轻的父母们很快意识到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幼儿园不够了。2016年、2017年出生的孩子，到2020年正好要上幼儿园。而根据《教育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幼儿园毛入学率才达到85%。也就是说，到2020年，至少有15%的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以上，不管是公立园还是私立园，都补不上这个缺口。

公立园还是私立园

这拨新父母其实是幸运的。“近10年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颁发以来，幼儿教育得到政府空前关注和重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燕说，学前教育相继出台了3个三年规划，带来了幼儿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入园难”已经相对缓解。

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比上年增加1.61万所;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比上年增加19.56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7.4%，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如果相比规划实施之前的2009年，则大幅提高了26.5个百分点。

不要说城市里的幼儿园数量、质量大幅提升，记者曾经在甘肃、宁夏等地的偏远山区看到当地的村办幼儿园，硬件设施、玩具、餐饮质量等都已接近城市二级一类园标准。

但是，入园难问题迟迟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孩子上幼儿园仍然是家长在漫长教育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考。因为幼儿园的缺口是客观存在的。

以北京为例，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有3700多所幼儿园，之后一路锐减到2010年的1200多所。2011年以来，北京通过各种措施新增了17万个学前教育学位和1.6万名专任教师，当下仍有欠缺。根据测算，到2020年，北京户籍与非户籍儿童共有73万，按照85%的入园率，仍面临近20万学位缺口。

对公立园的追捧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也与当前我国幼儿园的构成产生了矛盾。从细分数据来看，民办园已经占据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大半。2016年，全国共有民办幼儿园15.42万所，已经超过了公办园;全国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其中2437.66万人在民办园。

家长只认“公家”，是因为算过账：月收费1000多元的公立园价廉物美，堪比收费4000元以上的私立园;那些收费2000多元的私立园基本都是家长心目中的“山寨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的。

“国家近年对幼教的经费投入持续加大，但是没有对亟需资金的民办园雪中送炭。”张燕认为，加上私立园办分园的政策导向，让有限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形成资源垄断。某几所幼儿园全国开花，形成品牌，单凭几所名园就把幼儿教育全部包圆了，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环境恶化。

因此，民办幼儿园恶性事件屡禁不止，并不只是人性和管理问题。家长们继续把孩子送进有前科的民办幼儿园，也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根本上来说，这是选择匮乏造成的必然结果。

社会化办园行不行

张燕回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间，我国实行多渠道、多形式办园，除了少数公办园外，还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如企事业单位办园、街乡集体办园、农村小学辐射学前班乃至家庭幼儿园。199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还明确提倡和鼓励举办家庭托儿所，举社会力量发展幼儿教育。因此，尽管当时经济水平有限，但是并没有出现入园难的问题。

“2006年前后，作为农村幼儿教育主要形式的各地学前班一声令下，全部被取消。”张燕说，“伴随人口流动出现的、面向多元需求的幼教形式也不被认可，被称为山寨园、黑园、非法办园，生存环境不佳。”

回龙观日日新学堂创始人兼校长王晓峰深有体会。这是一所家长们为自己的孩子办起来的幼儿园。“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幼儿园从环境到油、酱油、醋等调料都用最好的，每次相关部门来检查，都表示放心。”王晓峰手一摊，“可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资质。因为我们的土地不合格，房屋不合格。”

根据规定，幼儿园土地要求是商业用地或者教育用地，但日日新学堂在一个果园里，是林业用地;幼儿园房屋要求有房产证，但有房产证的类似房子，租金在北京是天价。就算在回龙观，一平方米一天也要8元到10元，这是日日新学堂无法承受的价格。

王晓峰坚持让家长参与学校监督。比如，因为拆迁，前些日子日日新幼儿园搬了一次家，装修了一次。尽管园方承诺用最环保的材料，但是家长肯定担心。因此，王晓峰做了两次环保评估，并欢迎家长前来参观，每一个细节都让他们看得仔仔细细。

“我相信对学校、幼儿园，看得最紧的莫过于家长，所以我特别欢迎家长监督。家长来自各种行业，会为幼儿园提供很多帮助，把园方考虑不到的漏洞都给补上。”王晓峰觉得，有时候，家长的监督比政府的监督要严密得多。

一方面是资质缺失，另一方面是家长认可，王晓峰有点纳闷，“当脚和鞋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是换一双鞋，还是修我们脚呢?”他认为，社会办园应该降低门槛，把资质发给真正做教育的人。

最近，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除了进一步扩大教育部门办园规模、支持其他国有单位办园外，还将大力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根据计划，北京市将研究制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政策，简化社会资本开办普惠性幼儿园审批程序，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施修缮改造，改善办园条件。同时，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增加一个学位给予1万元一次性补助，对其通过租赁场地增加学位给予最高每天5元每平方米的租金补助。

幼儿教育≠幼儿园教育

“现在的幼儿园教育叫一日常规，它不利于孩子的自由发展，还可能是中国师幼关系紧张的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调研十几个幼儿园后，发现了这个秘密。

目前大多数幼儿园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大班，上午8点到8点半接待幼儿入园，晨间锻炼外加10分钟吃水果，然后是主题活动教学、户外体育活动，一直到午餐之前。这个过程中，通常是两个主班、一个配班，3个老师负责30名孩子，每半小时就进行一次教学转换。

“孩子听老师的话吗?他不可能每次都听。”曾晓东发现，面对这种情况，老师只能喊，实在不行就拽过来。一旁观察半天、被孩子吵得脑胀的曾晓东坦承自己当时也认可喊和拽。

这还是大班。如果是小班，每30分钟领着30个不太懂事的孩子转场、活动，情况会更混乱。曾晓东总结说，久而久之，孩子在“一日常规”下面，只能顺从听话，变得规规矩矩。

“幼儿教育不等于幼儿园教育，这早就成为共识。但是近年来观念明显倒退，把幼儿教育窄化为幼儿园教育，关门办园实行封闭教育，把两者混为一谈。”张燕也同意曾晓东的结论。

张燕组织过“四环游戏小组”，为北京四环市场内无法上幼儿园的流动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参与的志愿者大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四环游戏小组，注重带孩子玩，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激发家长当好“老师”。“四环游戏小组强调就近取材，能者为师，教育资源无处不在。”张燕说，“我们13年的探索表明，幼儿教育更应该依托社区就近开展，大量因需而生的非正规教育，小而美，反而更适合幼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