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亚投行制定中的能源战略除了满足当下的能源需求，还要为亚洲未来的能源转型打下基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能源行业战略》（AIIB Energy Sector Strategy）的公开意见征求于3月6日告一段落。很快，行长金立群许诺的廉洁、精简和绿色的操作原则是否在饱受关注的能源领域兑现，就将揭晓。

能源战略是2016年1月开业的亚投行制定的首个行业投资战略规划。亚投行称该战略将指引机构“前期数年”的能源行业融资活动，但并未明确其具体时效。

目前，亚投行已经批准的9个项目中4个是能源项目，还有5个能源项目正排队有待批准。

亚投行的能源投资理念

从2016年10月开始，亚投行先后对能源战略进行了两轮各持续约1个月的公开意见征集，并在其官网公开了前后两版草稿。

这两份草稿显示出，亚投行的能源行业投资重点在于保障能源匮乏地区的能源接入和能源安全。

对于以何种形式的能源满足这一目标，两版草稿都使用了“现代能源形式”的说法。一些民间观察者认为，这一提法存在多种解读，并不一定指代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在第一版草稿中，亚投行强调了亚洲依然有20多亿人在依赖固体燃料以及4.6亿人缺乏电力这两个事实。

在这个前提下，尽管在指导方针中多次提及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和对《巴黎协定》的支持，亚投行并没有把能源类投资项目的重点放在风能、太阳能上，而是采取了相对保守的路线，突出能源管线和输电网络“下乡”，化石能源发电技术的提升，以及“负责任”的水电设施建设和升级。

“现代能源“的普及看起来是目前亚投行能源领域工作的核心。目前，其批准和审核中的9个能源项目中有4个是此类项目。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绿色金融项目主管郭绍明认为，亚投行已经批准的4个能源项目中，绝大多数与可再生能源无关，似乎不能清晰地体现其能源战略草稿中强调的对气候变化的关切。

“有条件地”支持煤电、水电

煤电在亚洲的扩张带来的环境和公众健康代价正日益成为关注焦点，因此亚投行对煤电的态度也颇受关注。目前亚投行批准和审核中的项目并不包含煤电厂，但在第二版草稿中，亚投行明确表示将有条件地支持高效清洁的煤电和油气发电项目，前提是该项目将以新技术替代落后设备，或者该地区欠缺发展其他能源形式的条件。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这个思路符合亚洲实际。他指出，能源替代有一个过程，而在实际操作中去煤炭化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他举例，日本煤炭用量还在上升，德国煤炭没有明显下降，美国新总统还要增加煤炭，这说明，去煤炭化在发达国家的趋势也不明朗。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能源发展的紧迫性决定了煤炭还将是主要能源。

但杨富强同时也强调，煤电的过度增长给中国带来了雾霾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加剧了弃光、弃风等现象。他认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能再像原来那样，粗浅的、简单的利用煤炭，避免走中国所走过的弯路。在亚洲国家投资煤电要因地制宜，输送的技术应该是高效的、清洁的，节能的。“

杨富强认为，在不同的国家要因地制宜，参照高效利用煤炭的标准。比如对越南、印尼、泰国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输出的技术成本就可以高一点。即使在更贫困的非洲，也要选择价格可承受的技术中最好的。

对于项目申请国有无可能为了拿到亚投行的煤电投资而对该款条件做出有利的解读，亚投行传播与发展部主管Laurel Ostfield告诉中外对话，鉴于该能源战略尚未获得亚投行董事会正式批准，目前不便评论。但她强调不符合亚投行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的项目一定不会获得批准。

同样，在第一轮征求意见中，对于亚投行是否该投资水电，各方争议也较大。赞成方认为水电是零排放的气候友好能源，但反对方认为水电建设会影响生物多样性以及原住民生活等问题。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亚洲国际河流水电开发的长期环境影响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亚投行始终坚持在亚洲开发水电势在必行，理由是亚洲地区 2/3的水电还没有被开发，而开发成本相对较低的水电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潜能。

云南民间组织绿色流域负责人于晓刚则认为，能源战略草案中对于水电的表述不够严谨，缺乏全面性，“着重在技术、经济的层面来描述水电开发的优势，但没有在环境、社会层面来描述其负面影响，这样就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目前亚投行已批准了一项与世行联合注资的巴基斯坦塔贝拉坝的水电站扩建项目，还有一项塔吉克斯坦努列克水电站升级改造项目正在审核之中。

除了现存水电站升级项目，于认为今后亚投行可能支持的大型新水电站建设亦可带来大规模移民等社会问题。

暂不考虑核电

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是亚投行是否会考虑投资核电项目。在2016年冬季达沃斯分论坛上，金立群表示核能的优势在于其清洁性，虽然有福岛事故的教训，但只要人类不断学习可以生产出安全的核电。

第一版草稿提出在原则上不投资核电站，但留出了一定灵活度，认为当某一地区出现国际社会认可的对核能的合理需求时，可以考虑投资核电项目。第二版草稿去掉了这一暧昧态度，只保留当极特殊情况下为现存核电项目的安全性升级维护注资的可能性。

于晓刚告诉中外对话，第一份中对于核电投资的表述模糊，很多民间组织表示了反对，但二稿的条款修改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杨富强认为核电投资成本大是它被亚投行放弃的重要原因。他告诉中外对话，这个决定比较符合实际，亚投行现在还没有这么多资金用于投资核电，而很多亚洲国家承担不起核电费用。

专家：规划应为能源转型打下基础

对于这份看起来偏于保守的能源战略草稿，中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主任李俊峰认为，现在的世界潮流是能源转型，亚投行在制定能源规划上应该有前瞻性，符合能源趋势。“世界银行在中国基本不投煤电了，”他提到。

李表示，亚投行应在优先投资新能源的前提下，适度考虑煤电投资，并且使用更清洁的技术，特别是在煤电体量还不大，发展可再生新能源阻力更小的国家。

但杨富强认为项目投资的经济性问题需要被考虑进来。可再生能源发电毕竟还是成本比较高，只能够提供日常生活和小型工业所需，不能完全支撑亚洲地区发展经济、工业的需求。即使是中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才提高到20%左右。

杨富强认为，亚投行的能源投资要既能体现包容性，又要有前瞻性，在投资煤电的同时，要把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输出去，这样等到亚洲国家具备一定能源转型能力的时候，就可以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