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对普通地级市的经济总量统计发现，共有18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超过了4000亿大关，其中苏州是唯一一个超过1万亿大关的地级市。从地域分布上看，江苏最多，共有7个。在人均GDP上，鄂尔多斯超过20万元。

苏州GDP总量居首

在这18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排行中，江苏省的苏州和无锡高居前两位。位居榜首的苏州成为18个城市中唯一一个GDP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去年该市GDP达到了14504亿元，GDP总量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7位，遥遥领先于其他普通地级市，并且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在江苏省都位居第一。不仅如此，苏州下辖的几个县级市如昆山、张家港、常熟等一直领衔中国百强县排行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拥有“双子星”的省份中，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都成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而独独在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却没有计划单列市。不过，尽管没有成为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但苏州的经济发展之快却超乎想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苏州经济总量迅速扩大。

与苏州一样，改革开放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无锡多年来的经济紧随苏州，GDP总量高居江苏第二，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来，南京“奋发图强”，GDP总量终于赶超无锡，上升至第二。不过目前无锡的人均GDP仍高居江苏第二，GDP总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13位。

位居第三的是来自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佛山，主打陶瓷、家电等产业，经济总量也突破了8000亿元，其下辖的顺德和南海在没改区之前也一直称霸中国百强县排行榜。

三甲之后，来自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的烟台位居第四，去年经济总量达到了6446亿元；来自广东的“世界工厂”东莞目前位居第5。

鄂尔多斯人均GDP超20万

从地域分布上看，这18个城市中，有7个来自江苏，4个来自山东，广东和浙江各2个，福建、河北和内蒙古各1个。除了鄂尔多斯，其余城市全部来自沿海地区。

那为何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发达地级市高达7个之多，而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却只占两席？主要原因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江苏比广东发展得更为均衡。尽管江苏的前两大城市南京和苏州不如广州、深圳，但是它的中等城市要比广东更多，如无锡、常州、南通、徐州，发展都较均衡。

相比之下，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是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最不均衡的省份。广东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的GDP之和就达到了3.5万亿，再加上东莞和佛山两座二线城市就更多。数据显示，2015年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四城GDP之和达5万亿之多，占全省的比重接近七成。此外广东其他城市发展不足，粤西、粤北大部分地区的人均GDP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人均GDP来看，这18个城市中，除了济宁外，其他城市均超过了49351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高的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该市人均GDP超过20万元大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多，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依靠“羊煤土气”（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4种资源，在位于沙漠边缘、总人口只有200多万的鄂尔多斯，在进入新世纪后经济高速增长，目前经济总量已超过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和老牌工业城市包头，高居内蒙古第一位。

区域发展需政府整合资源

不过，像鄂尔多斯这种因能源而“暴富”的城市毕竟占少数，绝大多数普通地级市的崛起依靠的还是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比如在这18个城市中，人均GDP超过10万元大关的苏州、无锡、佛山、常州等都是典型的外贸明星城市，以及世界工厂东莞以及烟台、温州等，在2008年以前都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贸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持续减弱。随着外贸出口受阻，产能过剩严重，制造业也不景气。另一方面，在土地、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后，这些城市的不少产业纷纷转移到我国中西部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近几年外贸明星城市纷纷进入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中，经济增速放缓。

例如东莞GDP在2005年位居全国第16，2008年后逐渐被长沙、郑州等内陆省会城市超过，现如今退居全国第21位。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认为，东莞会被长沙、郑州这样的省会城市超过很正常。过去东莞“猛”，是因为当时外贸出口增长迅速，对经济拉动明显，而现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作为地级市的东莞不可能像长沙、郑州一样，具备对包括土地、科技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

以交通为例，无论是高铁还是航空，都是以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作为中心和枢纽，而交通对一个城市的区域辐射力至为关键。

实际上，这也是这些经济总量大的普通地级市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东莞、泉州、温州等沿海地级市，过去经济高速发展仰赖的是发达的民营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量分布在下面的县域和乡镇，市区的规模和体量反而比较小，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

在过去，这种“小马拉大车”的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进入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阶段后，弊端不断凸显。由于这些地级市中心市区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在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方面，显然不如行政等级更高、中心城区规模更大的城市，从而导致这些地方的很多企业纷纷将总部迁往行政地位更高的中心城市。

要吸引人才服务转型升级、形成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平台的支撑，以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这几年，包括绍兴、常州等地，都纷纷将下辖县改区，做大城市平台。

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税根教授分析，通过扩大设区市的规模，有利于提高其要素聚集的能力，发展好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才能有效促进产城融合，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