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DP是真正的“最终产品”吗？

作为经济活动的总量指标，国民生产增值GDP在发挥其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人类对自身经济活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果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过程，GDP指标的出现，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GDP所构筑的高台上，人们可以看到经济活动的总体规模和基本结构，进而在宏观水平上理解并分析经济的运行和长期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替代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总产值统计体系。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总量指标登堂入室，并成为各级政府谋发展的首要指标。中国市场经济竞争的一种特定形态是地方竞争，有一级政府，就是一个竞争主体。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镇与镇、村与村之间，都在通过改进本地不可移动资源的配置，展开争夺更多可移动资源的竞争。而竞争的标尺就是GDP，由此而被称为GDP锦标赛。

竞争促进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等。于是，对GDP的批评增多了，有些批评把发展中的问题归咎于GDP指标本身。无疑，GDP指标本身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它未能将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环境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包括在内，不能直接反映经常增长的效率，总量指标往往掩盖结构问题，等等。国内外一直都有改进这一指标核算方法的努力，从包含了环境因素的“绿色GDP”，到近年来将研发费用计入GDP统计范围。然而，即使人们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这些改进，试图找到一种完美无缺的指标，由此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依然不切实际，也不合理。

其实，不难理解，真正的问题出在指标背后的“体制机制”。如果设定了更为平衡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是可以找到对应的互为补充的若干指标，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改进干部和政府的业绩考核指标，进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合乎逻辑地成为后续改革的重要议程。

这里我们对GDP的批评性讨论则出于另一个角度。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GDP被认为是“最终产品”，在真实的经济社会运行中，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从总需求或支出法的角度看，GDP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为了度量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新增价值，GDP通常按季、年等时间长度核算。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被“消费”的，只是GDP的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则重新返回了生产过程。所以，统计时间内的最终产品与“自然过程”中的最终产品是有区别的。

另一个问题是，构成投资项下的产品都是相同的属性和用途吗？显然，列在投资项下的住宅、基础设施等与机器设备显著不同。

住宅被列为投资的主要理由，是住宅具有资本属性，可以通过出租、售卖等行为获取资本收益。但住宅的首要或基本属性，是满足人们居住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与汽车、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并无实质性不同。一个人买房作为投资，最终必须以他人居住为条件，否则他的投资收益将无从实现。也就是说，住宅的投资属性是以消费品属性为基础或前提的。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深化，大量的消费品被赋予某种金融属性，例如，汽车、冰箱可以分期信贷付款方式购买，这些消费品被纳入了金融产品获益的流程，也有了投资收益的特性。就住宅而言，实际上大多数是被持有者用来自住的，并没有作为投资品。

基础设施的属性也存在类似困惑。公园、剧院、图书馆、城市广场、高速公路等，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服务性消费增长紧密相关。它们通常以公共产品的形态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消费功能。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居民，可以在公园游览，在广场上跳舞，在大剧院欣赏歌剧，通过高速公路出行或旅游。如果不具备这类基础设施，居民的消费水准必然下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很大程度上与是否拥有这类基础设施有关。固然，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部分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但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其中直接服务于居民消费过程的非生产性部分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在实际情景中，基础设施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功能经常混合在一起，如一条公路既有货运，也有客运，将其清晰地区分开来在技术上往往是有难度的。

把住宅、基础设施列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消费属性形成矛盾，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悖。更要紧的是，当人们将其视为与消费距离很远甚至无关时，容易引起对国民经济全局结构和运行态势不准确乃至错误的判断。对此我们后面还要做深入分析。

二、终端产品（GFP）定义：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

作为对上述缺陷的纠正，我们提出“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缩写GFP）”的概念，其定义是：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

按照这一定义，消费和投资中的住宅、基础设施（大体相当与以往“非生产性投资”所涵盖的范围）可计入GFP，投资中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相当于以往“生产性投资”涵盖的范围，将分离出去。这样

GDP=GFP+PI+NEX 或

GFP=GDP- PI- NEX

式中，GFP为终端产品，PI为生产性投资，NEX为净出口

显然，GFP体现了生产活动的目的，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源头性质。在现行统计体系中，PI也被划为“最终产品”，但其仍会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本质上属于中间投入品，将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逐步被“折旧”到新产品中。现行统计体系中的“最终产品”，是为了计量一定时期内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全部进入最终用途，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定义的GFP 才是“自然流程”中的最终产品。

其次，与消费者具有“亲近性”，其构成直接反应了消费结构及其升级进程。从统计角度看，GFP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其中居民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住房服务、金融媒介服务及保险服务、集体福利服务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政府消费包括安全和防务、法律和秩序维护、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研究与开发、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卫生保健、社会保险和福利等。非生产性投资中包括住宅、非企业用其它建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等。

GFP与净出口NEX的关系也颇有趣味。如果存在着一个正的NEX，它将显示为外汇储备，在未来某个时候进口产品，并体现于那时的GFP中；如果是负的NEX，或者说存在净进口，其分配在GFP上的部分将不被减去，只是在与GDP比较时，减去净进口分配在PI和出口产品上的部分。在这里，GFP除了当期新增价值外，还“借用”了部分外部价值。例如，在某个时候，使用结余外汇或借用外债，进口了价值超过当期出口的国外消费品。此时，GFP的价值就超过了GDP核算中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的价值。

三、从GFP出发理解社会产生过程

在整个国民经济流程中，GFP是出发点和最初的驱动力。GFP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将会带动长短不一的投入产出链条的变动。想像一下纵横交错的投入产出架构，每一类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都最终追溯到某一种终端产品。反而观之，正是GFP驱动庞大的投入产出网络，演绎出了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

GFP的组成部分，由于产品本身属性、复杂程度和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同，所带动的投入产出链条长度和附加价值度也呈现明显差异。服装生产带动了织布、纺纱以至棉花的生产；如果使用中高端纺织机械设备，其精度堪比汽车或飞机部件，不难想象其背后的供应链如何复杂；如果使用石化产品作为纺织原料，其生产流程将会追索到遥远的油田。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从而带动了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的兴起。手机的普及和不断升级，则刺激一个全球网络的快速扩张和持续创新。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推动的专业化分工深化，GFP驱动的投入产出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扩展。

GFP的变动形成了初始的需求信号。在生产能力既定的情况下，需求变动首先引起存货变动，这是由于存货调整的易变性和低成本。一旦人们预期改变，很快就反映到存货的增加和减少上。随后可能是价格的变动。这一点往往与人们的推理不同。价格被认为是易变的，事实上，市场交易者对价格变动持谨慎态度，价格多少有一些“粘性”。当然，不同产品价格“粘性”是有区别的。存货和价格变动都会引起产能利用率的调整，生产者依据需求变动增加或减少产量。而当人们实际感受或预期到已有产能即便充分利用也不能满足未来需求时，投资活动就开始了。投资是面临更多不确定的活动，因为投资者只能预测未来的需求，而这方面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判断能力是稀缺的。同时，单个投资者也难以预计社会上还有多少其他投资者进行着相同的投资活动，这些原因构成了投资活动的较大波动性。终端产品驱动下的增长过程中，需求、产量、价格、存货、产能利用率、投资等诸多指标如何变动，将会呈现出何种规律性，都有待于深入探讨。

把终端产品从现行统计体系的最终产品中分离出来，将有助于理清经济活动中的一些重要关系。例如，进出口贸易的收益最终要体现在终端产品之中。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评判尺度。如果进口没有相应增长，或者进出口以损害效率为代价，都会在终端产品中表现出来。又如，生产性投资是现行统计体系中最终产品的组成部分，但生产性投资的价值，还是要通过终端产品体现出来。如果生产性投资与终端产品的需求不匹配，就可能出现终端产品增长效率低下（生产性投资不足）或生产性投资产能过剩（生产性投资过多）等问题。在终端产品驱动的增长体系中，进出口和生产性投资的意义都是工具性的，它们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要通过终端产品得以解释。

这样，我们将会看到GFP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属性，即它体现了通常所说的生产目的。通俗地说，GFP体现了经过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这种分析，既适合于一个国家，也适合于一个省、市、县乃至更小的行政区划范围。一个经济体或经济体系，其增长实绩集中表现在终端产品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上。纵观经济增长史，成功、不大成功或失败的经济体，终端产品都是信息量很大的观察指标。前苏东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过高的重工业比例严重挤压了终端产品，使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停顿乃至崩溃。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由于限制出口，无法分享规模收益，进而限制了终端产品的增长速度。那些成功的先行经济体和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无一不表现为终端产品持续且有时相当高速度的增长。中国过去三十多的增长实绩，则提供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功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