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正在从主要由工业化推动的城镇化阶段向主要由服务业推动的城镇化阶段过渡。在新的城镇化阶段，由于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商业活动和总部经济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中城市获得了远比县域经济体更大的发展动能，人口集聚程度也越来越大，并由此患上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除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外，我国其他地区许多县域经济体却存在着产业发展滞后、人口过度流失和农村经济凋敝的问题。当前我国县域经济有四个特点：

第一，县域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远超全国水平，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进一步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5年，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速比2014年回落2.26个百分点，远超过全国0.5个百分点的回落幅度，这也使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继续萎缩，由上年的25.8%下降到24.4%。在单位服务业增加值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远高于工业的情形下，产业结构中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县域经济体集聚人口的能力本已弱于以服务业为主的大中城市，县域经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更快下滑，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程度。

第二，县域经济体之间分化严重，分化趋势日益加剧。部分县域经济体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另有一部分县域经济体经济增速则急剧下滑，甚至转入深度负增长，个别地区生产总值近乎被腰斩。2015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400样本县(市)中地区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的县域经济体达到20个，降幅超过10.0%的有11个。其中，资源开采业和重工业生产比重畸高的县域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最为剧烈，这些地区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和财务危机等问题，产业工人待岗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并对当地的服务业发展形成威胁。这些落后县域经济体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第三，大城市郊区县(市)经济活力较强，偏远县(市)就业机会严重缺乏。受大城市辐射效应逐渐增强的影响，大城市周边的县域经济体在高新技术制造和服务业方面正在获得越来越强的发展动能，从而保持了较强的经济活力。大城市周边的县域经济体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上海周边县域经济体为代表，它们的发展程度相对较高，但是依然可以通过接受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来推动自身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一类是以北京周边县域经济体为代表，它们的发展程度偏低，但是也因此在接受核心城市辐射效应时更具有后发优势。昆山作为我国第一大县域经济体，2015年依然保持了7.5%的经济增速，固安作为环首都地区的后起之秀，2015年经济增速达到了11.1%。与之对比，中西部地区相对偏远的县域经济体，经济规模偏小，经济活跃程度不足，就业机会不足，致使本地城镇化率严重偏低。2014年，在全国1975个县(市)中，有1005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不足100亿元，有553个不足50亿元，有106个不足10亿元，而当年昆山一个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就达到2920亿元，相当于最后238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总和，这种经济发展的过度不均衡最终导致了城镇化进程的不均衡。

第四，东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陷入深刻调整，中部地区县域经济逐渐形成赶超之势。尽管当前大中小城市之间、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仍十分明显，但是从全局来看依然存在着某些有利于均衡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突出表现在人口规模庞大的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生新变化。2015年，中部地区样本县(市)的实际经济增速达到7.8%，不仅依然明显超过东部地区，而且首次实现了对西部地区的超越。特别是从投资来看，2015年中部地区样本县(市)投资增速达到16.1%，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1.0%和13.3%。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体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土地空间充裕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要素成本优势，这种优势使其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显著增强。除此之外，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域经济体由于得益于交通设施的明显改善和由此带来的区位优势的显著增强，经济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

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对都市型经济明显放缓，发展水平偏低等问题，都对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和城镇人口的合理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通过产业布局的再调整来重塑大中小城市等级体系，一方面减轻或消除大中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借此避免县域经济体过度走向衰落，适当提高农村转移人口的本地城镇化率，而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体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增强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则为产业布局的再调整提供了有利的区域环境条件。因此，针对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征，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推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以及实行更加优惠的产业政策，积极鼓励县域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特别是要切实给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体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以充分发挥其在提高全国城镇化均衡程度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全国城镇化的空间布局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