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创新不足却又监管错位，股灾之后的重建重点也应该放在制度完善上，监管层则要重视自己的信用建设，还资本市场一个自由创新的空间，赢取资本足够的信任和信心。

希腊银行的大小股东们无疑是近期最惨的投资者，他们持有的PiraeusBank、AlphaBank等银行的股票市值几天蒸发了超过80%。

此前的6月26日，希腊毅然关闭了股市，目的是为了实行资本管制，防止资本在债务危机期间流出希腊。

结果希腊股市开盘后连续大幅走低，原因是欧盟新救援计划仍存疑，且希腊经济恶化，担忧希腊很快将被赶出欧元区。而希腊民众也担心其欧元存款被迫换成新德拉克马，因而竞相提走他们在银行的欧元，导致希腊银行业存款严重流失，借助欧洲央行提供的救助资金才得以勉强支撑。

对于希腊居民来说，如今仍在做着最艰难的决策：是把钱转移到国外，还是把钱取出来留着现金，因为希腊目前仍把居民取款上限设在每周420欧元。

无独有偶，中国的A股投资者们也在做着一个艰难的决策：是继续坚守投资，还是撤离A股。毕竟A股市场整体已经下跌了三成多，投资价值正在逐步浮现，但面对曾被非理性爆炒甚至坐庄过的不少中小、创业板上市公司，估值依旧高高在上。

希腊惨剧与A股悲剧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想想就可以发现，他们背后面对的都是一场资本争夺战。只不过希腊是因为赖账而被资本抛弃，我们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阶段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资本冲击。

8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说：在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工作。该机构提议把SDR货币篮子任何可能调整的生效期推迟9个月，至2016年9月30日。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Gold)”，最早发行于1970年。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被称为特别提款权。

目前，SDR的价值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占权重分别为48.2%、32.7%、11.8%和7.3%。如果人民币成为其一篮子货币之一，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一大步。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人民币也如美元、日元一样成为国际上具有计价、结算、投资、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

国际货币有什么优势？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近一年来，欧元、日元、英镑和其他G10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由于我国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是非美元资产，瑞银证券估计过去12个月汇率波动导致的外汇储备损失可能接近2500亿美元。在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不仅中国，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储备资产也都面临着非美元资产按美元计价值缩水的情况。也就是说，美国仅仅依靠美元的贬值与升值一个周期，就既获得了国际上的低价商品，也大大减少了自己的外债压力。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所说，“中国与30多家外国央行签订了互换协议，利用其外汇储备帮助邻国和其他国家抵御国际资本流的波动。这与当局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一致。人民币正在迅速扩大其在贸易结算中的作用。用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结算交易而不通过(比如)美元作为中介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可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原有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影响力和储备地位。由此而引发的资本争夺战难以避免，谁赢得了国际资本的认可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铸币税。因为国际货币是由需求方主导，由境外居民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偏好决定的，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纳。

2014年二季度以来，随着央行引导人民币小幅贬值，市场汇率预期也随之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多次降息，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升值，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境内企业开始实行“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的财务调整。2014年新增外汇存款达1350亿美元，是2013年的四倍，外汇贷款增速则显著放缓；2014年三季度外债已开始下降；BIS统计的国外银行对中国实体的外汇债权则在2014年三季度几乎停止增长，且在四季度和2015年一季度缩水了1280亿美元。瑞银证券估计过去四个季度非直接投资(热钱的另一个说法)流出4900亿美元，其中境内企业加快偿还过去几年积累的外债、前期进来的套利资金撤退(或流入减小)是导致近期资本外流的重要因素。

在股市大跌、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缩水的背景下，不少市场人士开始担心资本外流加剧。从去年后半年到现在，我国尽管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可观且不断增长、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仍然较大，但外汇储备缩水了将近3000亿美元，说明其他项目下可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此有机构估算2015年二季度资本外流加剧，这让那些本就在股市动荡和经济疲弱中受伤累累的投资者更加担心。

担心之余，我们更应该反思自己的缺失，尤其是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制度完善。这一次股灾就深刻揭示了我们的问题，其中仅在资本市场上就存在不少漏洞。如作为资本市场最基础的债券市场并不活跃，股票市场却又投机过剩。股票市场上不少制度并不合适：如股市的T+1交易与股指期货的T+0制度不匹配，退市制度形同于无，缺乏个股的做空机制极易形成非理性的单边市等。

总而言之，我们的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创新不足却又监管错位，股灾之后的重建重点也应该放在制度完善上，监管层则要重视自己的信用建设，还资本市场一个自由创新的空间，赢取资本足够的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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