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会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会修车的人越来越少。”这句话多少道出了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缺乏的尴尬。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以提质增效为中心，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中国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发展离不开人才，过去30多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基本是依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且大部分服务于对技能没有过多要求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领域。

而今，中国提出制造业升级，互联网、3D打印等全面介入智能制造的生产模式，对于工人的技能提出新的标准，隐藏的矛盾开始凸显。

人社部一项统计显示，中国2.25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为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且严重缺乏，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就达400余万人。鉴于人口红利的消失，10年后中国进入工业强国行列，这一缺口或将进一步扩大。

职业技能培训院校曾被寄予培养高端产业工人的厚望，但多年来，职业技术院校仍未迎来发展的春天。

职业院校发展最大的“瓶颈”来自生源。例如中等职业院校，多年来，学习成绩不好的，对于学习没多大兴趣的学生都被挡在高等教育的门外，而中等职业院校只能在这些学生中展开生源大战，为了生存，职业学校大多没有入学门槛，采用面试入学，那么学生的素质就不言而喻了。此外，由于社会偏见等原因，很多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报考职业院校，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计划还完成不到一半。

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普遍低于普通高等院校。一些地方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能力有限，仅能维持正常运转，特别是县级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较差，部分甚至停留在“一只粉笔、一本书”的水平。缺乏专业教师，没有配套的实训设备，学生参加实训锻炼、定岗实习的机会很少。

上述原因是造成我国职业教育迟迟得不到发展“元凶”。而作为人才需求端的企业也面临多重困扰，一线员工缺乏、人工成本高企等促使他们引入工业机器人，但工业机器人并非一切，大部分的工作还是需要手工完成，高端产业工人显得非常重要。

改变尤为迫切。德国“双元制”培训体系正在被国内借鉴。今年3月，广东工业大学和德国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达成在中国开展“双元制”教育合作。

所谓“双元制”，即企业与职校联合培养学生，“一元”是企业，另“一元”是职业学校，要求把传统“学徒工”培训与现代职业教育结合在一起，学生与企业签订教育合同，学生在企业以“学徒工”身份、在学校则以“学生”身份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

“双元制”合作的中国版本为校企合作，这种校企合作在中国数量众多，但大多流于形式。大多数企业缺乏长远且稳定的人力资源规划，不愿承担太高的培养成本，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企业临时性的用工需求。

需下力气改变的是劳动工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一线产业工人长期处于待遇偏低、工作坏境恶劣状况。职校毕业生证书不被认可，与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人员相比技能更高，待遇却相当。江苏省2014年中职毕业生的平均底薪仅为1918元，为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0%。

此外，职校学生在择业、升学、报考公务员等方面存在诸多歧视。产业工人上升空间需要进一步打开，能够取得更多认可。例如，目前公务员和村官的报名是否可以把学籍要求降低，让产业工人有一个新的上升空间值得探讨。

当然，高端产业工人的缺乏远非上述技术性措施能解决的，根本是建立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唯此，才能在制造业全面升级中避免遭遇高端产业工人断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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