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洲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水顺不得不当一名“空中飞人”，近段常穿梭于东莞以及金边两地，他在柬埔寨新设的鞋厂将于本月开始投产。“客户要求我们至少要在两个国家设厂，按欧洲客户的订单排序，首先会考虑将订单交给柬埔寨的工厂，其次是越南，再者才是中国大陆的。”童水顺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谈到他跑到柬埔寨成立昌键国际有限公司的原因。

作为最早一批将制鞋业转移到中国大陆的台商之一，童水顺在1990年已将台湾的鞋厂搬到东莞厚街。25年来，他依然不断将部分生产线转移，除了刚跑到金边设厂之外，他此前还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及中国湖南等地建有多家工厂。不过，他对东莞厚街的感情尤其深厚，一旦有空还是会选在留在这里与同行或者员工交流。尽管越南、柬埔寨近年制鞋水平紧追中国大陆，但在童水顺的心中，东莞至今依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制鞋基地，其地位至今无法被其他地方所替代，这里汇聚了国内外最前沿的资讯和全球最专业的制鞋专业人才，他在越南以及湖南的鞋厂的鞋材、鞋款设计以及管理干部基本上是从厚街调配过去，包括即将开工的金边鞋厂也将采取这样的模式。

在世界鞋产业转移的大潮中，童水顺难以逆势而为。童水顺回忆起刚迁移到东莞时，这里制鞋工人的月薪大约为300元，正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因素合力，让东莞厚街一步步发展成世界最重要的制鞋基地。童水顺不太愿提起他在辉煌时期，但据童水顺的朋友反映，凭着为多家国际二三级女鞋品牌工厂代工，童水顺在东莞高峰期开过5家工厂，加起来上万名员工，曾是东莞最大的女鞋制造商之一。然而，时过境迁，至今珠三角工人的工资已比当年大约翻了10倍或更多。童水顺目前在东莞的工厂已压缩成两家工厂，加起来才1000多人。此外，他转移到湖南设立的3家工厂，现在也压缩成两家。

在这过程中，童水顺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看来，国内经济不断发展，工人的工资水涨船高是理所当然的。但遗憾的是，诸多新生代的农民工制鞋专业水平以及责任心并没有随之提高，甚至不如上一代制鞋工人，这意味着在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并没有相应提高，企业经营压力逐渐加大，有些订单甚至陷入亏损，要靠其他订单来贴补。

“我们正不断通过自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在德国参观一家制鞋厂令我印象颇深，这是一家生产量颇大的鞋厂，但只有几十人，很多生产环节都靠机器来完成，在其生产线上，可通过设置的程序以及精密的管理实现柔性生产，皮革、面料等各种材料可自动切换，变成了不同类型的鞋子，当然，这也需要工人具备较高的素质。其实，我现在将东莞工厂规模缩小变成微小型企业，更需要将自动化程度提高，但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童水顺指着其工厂两部闲置的机器说，这被人忽悠而各花了上百万从意大利进口的，实际上却不能使用，目前正在打官司中。

在东莞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过程中，将部分生产转移是童水顺纾缓经营压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即将在柬埔寨投产的工厂，初期设有3条生产线，大约1500人，新招的普工底薪为128美元，8小时，六天制，加上加班费以及其他津贴，大约是200美元~250美元，不及东莞制鞋工人的一半。“到柬埔寨设厂，不仅是劳动力成本。例如，一双女鞋，即使中国大陆与柬埔寨的报价同为9美元，但客户依然会选择将订单下在柬埔寨，这涉及到关税的问题。因为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鞋产品大约要交15~20%的关税，越南的鞋类对欧出口的关税大约不足10%，而柬埔寨出口欧洲则享受免关税的优惠。”童水顺说。

不过，年事逐渐已高的童水顺，对代工这种不断往劳动力成本低洼之地转移的方式也逐渐有些疲惫，一方面不断到新的地方设厂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当不停歇的“候鸟”。尤其是去年越南发生的暴力抢砸事件，至今让他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他的工厂正好是设在重灾区的胡志明市工业区，虽然大多数工人都是当地人，但他还是第一时间打电话话过去让员工不要进行任何反抗。他的工厂没有出现伤亡，尽管情况比许多在越南的台资厂情况要好许多，但抢砸事件依然让他受了不少损失。此外，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频频发生的罢工，也让他对越南这一制鞋基地前景不太看好，已在收缩越南工厂的规模，现在大约有1000多人，而高峰期时曾有3000多人。

童水顺最看好的，还是中国大陆市场的商机，他认为到2025~2030年期间将有部分转移出去的鞋企回流到中国大陆。因此，他更希望留在东莞不断转移升级，将其在这里的企业发展成总部，开拓自主品牌拓展内销。他想试水O2O的模式，寻找制鞋业+互联网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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